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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乌苏里绚丽的历史长卷
发布日期:2022-07-02 21:2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世纪之交,姚中先生费时七八年,一口气完成了系列性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《东大山传》《乌苏春秋》《那丹风雨》之乌苏里乡土三部曲,长达120余万字。先后读到寄来的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新著,打开便被吸引,一种莫名的欲望促使我读下去,人物、情节、事件以及奇特的东疆风土民情立刻吸引了我,心灵的震撼如乌苏里春潮澎湃,在不知不觉中将小说的第一部《东大山传》看完。掩卷而思,内心难以平静: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丰富多彩、气势恢弘、容量如此博杂的乡土小说了。尽管小说的文本还稍嫌粗粝,可它还是让我想起了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想起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,想起骆宾基的《混沌初开》。然而,沈先生的湘西的边城缺少东大山背景的广阔;萧女士的呼兰河边的小城或生死场,没有乌苏里春秋的野迈与僻远;骆宾基先生笔下图们江北岸的珲春,也比不上那丹哈达岭下多民族杂居和混血儿生存的境界与多重苦难。可以说姚先生的乌苏里乡土三部曲,为读者展示了东北边疆风云的历史长卷,为多姿多彩的当代文学画廊,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地域风景,那是北乌苏里江左岸的一部有关汉、满、赫哲、朝鲜及中俄混血儿边地生活的风俗史。

  边地的早年生活,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:悲惨。小说的前两部发生在20世纪前半叶,把王朔调侃小说中最常见的“万恶的旧社会”移到此地来,恰恰最合适。地方官的凶残,日本鬼子的冷酷,伪警察的狐假虎威,跑腿子光棍的厮混,边民的潦倒,妓女的血泪……抢劫、强奸、绑票、酗酒、谋杀、赌棍等等,可以说家家有血,事事有泪。

  古典道德哲学认为,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“(苏格拉底《高尔吉亚篇》)”。可是哲思的命题却常常为生活的实境和文学的观照所颠覆。文学最动人之处是它的悲剧力量(尼采语),而悲剧源于罪恶和苦难,但罪恶与苦难却又可以煎熬忍耐和磨炼意志,它可以把人性的某些特质推向极致。姚先生的乌苏里乡土三部曲,其东大山下犹如一座炼狱,乡民和移民的原生状态便充满了贫穷与罪恶,充满了人性的变形与扭曲。因此有人说,姚先生的三部曲实际上是贫困求生的三部曲,其实它更是20世纪前半叶数百万闯关东人的生活缩影!

  《东大山传》写的是作者的幼年和童年,以孩子的视角来看待移民们的拓荒生活,但这生活很快便被日寇的铁蹄所践踏,他们刚刚站定了生存的脚根,立刻又跌入亡国奴的深渊。作者展示了自家的乡邻人的许多苦难,在展示苦难的同时也不忘进行善与恶的形象对照,相比之下作者更钟情的是父子情、母子情、手足情、邻里情、师生情,作者在颠覆善的同时又重塑新的人情善与人性美。同时,作者更描写了北乌苏里和东大山的自然美,那里的山山水水,一草一木,树林草甸,野兽飞鸟,无不打上东疆自然生态的烙印。

  三部曲中的第二部《乌苏春秋》,继续以《东大山传》的叙事手段,回过头来补述主人公“我”父祖两代人居于山东老家的家史。他们这支姚氏家族,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名相姚崇,姚崇的后代姚矶,他们由河南迁居山东文登,最后因参加乡民暴动失败远逃乌苏里。至此,一二部小说的情节再次汇合,继续朝前发展。小说虽然发生了时空交叉,却更细腻地展现了边陲小镇及其周围拓荒者们生活的艰苦卓绝。

  日本鬼子垮了,生活依旧,乌苏里江的涛声与烟炮大雪亦依旧。新政权建立初期,鱼龙混杂,生活的脚步踌躇的趔趄,伪警长们的暴乱、屠杀,世态炎凉,命运逆转,许多荒诞的故事也在这里上演,宛如一幕幕的短剧,一幅幅画卷,读之叫人不禁拍案称绝,爱不释手。

  第三部《那丹风雨》紧接着土改后几年,进入50年代,作者参加革命工作以后,曾担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,工作认真勤恳,但因一位姐夫案件的株连,由此而沉冤(此案文革后才平反,亦是后话)。第三部小说的生活画卷展示了新旧社会的交替,泥沙俱下。农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涌起,三江平原与北大荒的垦区开发,使作者的生活脚步加快。1958年4月,作者因“包庇罪”被处分,行政降级。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消沉,而是在生活的底层,撷取原生态的生活中的真善美,找到文学这个友伴,用文学来解读生活,诠释命运。

  北大荒沃土的开发是近一二百年的事,清末禁垦令的废止和农垦的推行,为这片沃土的拓垦提供了可能。可是关于这些情况,用文学,特别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它,实在是太少了,本书虽不是第一部却是最重要的一部,它的雄浑、厚重、香醇成为这美丽而神奇土地的历史长卷。从这一点上说,姚先生无疑也是一位带有双重意义的拓荒者,而他所依托的背景,正是东大山、那丹哈达岭和乌苏里江!乌苏里江日夜奔流,不舍昼夜,它的故事也是说不完的!(黑龙江日报)